关于少年派,其实我现在记得不是太多。只能说说当时的状态。

在经历过两年多的科研训练之后,我发现实际中的科学研究和我想象中的并不一样。即便在中科院这样的研究圣地,即便是领域内不错的研究员,也不过是一颗颗螺丝钉,并不能完全主导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方向。

科学研究已经不纯粹了,和普通的社会工作毫无区别。

仿佛瞬间失去了信念

在焦虑过程中,我一直在质疑自己,也一直在试图做出改变。通过实践碎片睡眠法,我多出来近一倍的时间。希望能在科研之外,找到一些让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。

那一两年,我出去骑行、在剧社演话剧、去剧场看话剧、参加读书会,尤其到后期,去寺院禅修、做义工,做了很多事。 在寺院里,最让我舒服的就是周围人那种一切得失随缘的感觉,不执着于成与不成,过程中的获得感更重要。 在话剧中,我会代入不同的角色,揣摩不同身份下的心理状态。核心想法其实就是:不尝遍众生疾苦,又怎能妄想普渡众生。

心态的转变是自然而然发生的。尤其是在寺院里做了很多平常绝对不会干的事情以后。

科研工作者的确变成了一个个的螺丝钉,个体的努力也确实经常被淹没于集体产生的强大推力之下,但是依旧是不可磨灭的存在。

这是从佛教中的共业、共生这些概念里获得的一些启发。

再后来,也就能接受任何一种工作,能以相对平和的心态处理工作学习中的问题,反倒发现路越走越宽了。不过人也的确没以前棱角分明了。

总之,养成了一种习惯,经常尝试不同的生命体验。并且附庸风雅,自号寻路居士,书房也就有了名字,叫做寻路斋。